萧宸微微笑着，面色坦然，环顾了诸位常委一眼，开口道：“我曾经对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进行过一些思考。对于刚才芸香部长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大家对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些误解。”

周围的目光就已经都集中在他的脸上，萧宸不慌不忙道：“我先提一下对国有企业的问题，从一开始改革，我们并没有真正考虑国有企业它有产权问题。所以我们单纯放权让利，有承包制等等的办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实践证明这些办法只能最多仅仅是一个止痛药，强心针，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长期的问题，90年开始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国有企业要真正地发展，必须解决它的产权问题。在这个里边对待国有企业的经理人问题，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几年里，我想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和政斧政策部门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就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要给予足够高的激励，这种激励可以通过奖金、年薪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股权的形式，股权可能是通过期权的形式，也可能通过直接让他购买占有一部分股权的形式。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我这里要谈到的是，我们现在经常容易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奖励、激励问题单单看成一个对他个人的待遇问题，实质上不是这样，这是为国家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为整个民族的利益。”

萧宸一下子把问题的姓质拔高了，诸位常委就有些心生疑虑，这是什么意思，要利用什么国家政策来给自己辩解了吗？

但萧宸却没有如他们所料，而是分析道：“我特别想说一点，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经理人的选择机制问题看得更重。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不是经理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者的问题。如果我们同意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很高的报酬，为了让他好好干活，选经理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积极姓真正搞的这些人，我表示怀疑，我过去在挑选李利伟作为远东稀金总经理之前总结过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经理，要怎么把位置做稳？我们知道在西方，你这个企业搞得越好，给股东赚的钱越多，你的位置就做得越稳。但是现在我们国有企业不是这样，你坐稳位置的最好办法，是把这个企业搞得不死不活，你不能让他赚太多钱，也不能让他太糟糕，赚太多钱政斧可能换一个更有‘级别’的总经理来，亏太多钱那当然你也得被调走——这是我们的基本形态。很多大的国有企业搞得优秀的，是总经理非常有改革精神，他可以为下边的员工解决激励机制，但是始终没有人给他自己解决激励机制。所以国有体制下，经理人容易两极分化，一个变成雷锋，真正的活雷锋，为事业为国家干事，另一类容易变成[***]分子，这里面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能够使得一个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同时自己得到比较好的报酬，这样使他有持续的积极姓，为国家和社会干事。有一部分在过去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不计功利，不计名利，最后也走向反面，这恰恰是制度需要我们深思。”

萧宸这一段话分析出来，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王文华书记恍然道：“哦……市长的意思是，一个企业搞得特别差，我们要对他进行两个置换，要搞产权改革，给经理人和员工一定的激励，让他们更有开拓精神，能够把企业做上来，这样的话，我们国有资本虽然看起来是分摊薄了，但因为从亏损转为盈利，实际上来说，还是赚了。”

萧宸点了点头。

王书记就继续道：“而效益本来就很好的国有企业，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两个置换，进行股权改革，是因为这些企业已经有一个优秀的经理人或者经理人团队，我们为了不使得他们丧失曾经的开拓精神，不让他们因为创造了大的效益却没有拿到应有的报酬而‘被迫’堕落为贪腐分子，所以提前给他们应有的股份，来规避这种风险？是不是这样，市长？”

萧宸点点头，笑道：“文华书记说得对，正是这样。”这句话很有意思，文华书记说得对，但是文华书记的话是解释他萧宸市长的话的，所以文华书记说得对，萧宸市长说的当然也没错。

诸位常委一听，也觉得萧宸的这个解释还是比较靠谱的，再说萧宸的理论水平是众所周知的高，即便心里有不同意见的，掂量了一下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口才能力以后，也选择了不开腔。

洪芸香部长却很满意，笑了笑道：“市长果然是经济通，我说怎么远东稀金效益这么好还要改革呢，原来是先一步预防了，嗯，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咱们不能老是出了事再来查原因，是吧？”

这个观点基本上大家都同意了，就都笑着点头说是，气氛顿时变得融洽了不少。

新上任不久的胡志林副书记是分管经济工作的，但是因为萧宸的关系，实际上他在经济工作中现在能说话的地方也不多，所以他有些急于在经济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胡志林书记轻咳一声，道：“那现在我们就回到了老问题，搞得太差的企业，和搞得非常好的企业，我们都认为有必要进行两个置换，有必要进行产权改革，这一点，大家看来是已经达成共识了。那么问题就回来了，这个产权改革里头，国有资本还应该保持多少的比例，给予经理人的股权激励应该占据多少股份，员工公有或者分配的股份又该占多少？这些东西都是中央和省委省政斧都没有明确指出的，我们既然要走在前列，就必须自己来摸这个石头，现在第一步怎么走，试点中的这些企业，我举两个，一个好的一个差的，好的比如远东稀金，现在怎么分配这个股权，差的比如朗柳棉纺，又该怎么分配这个股权？”

话题又回去了，于是大家又沉默了。

萧宸心里微微叹了口气，他忽然觉得，这些常委们可能除了不愿意担责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他们不发表意见，即他们确实不懂，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分配才合理。

他只好继续唱独角戏，轻咳一声道：“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其实最主要的是如何分配剩余。国有企业之所以要转让，就是转让之后带来的价值一定要大于转让前的价值，否则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何分配转让后的剩余与很多条件有关。我要讲的是，在谈判的条件下如何确定价格。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先生在五十年代提出过一个‘纳什讨价还价原则’，这个原则简单地说就是把剩余平均分配。假如这个东西在我手里值5块，到你手里值10块，剩余是5块，平均分配后每人2块5毛钱，所以价格应该是7块5。这是以谈判双赢为前提的。当然，谈判双方获得利益的多少最终要取决于竞争，如果有10个人竞标要买，那么最后的交易价格就靠近10块；如果只有1个人买，那么最后的交易价格就靠近5块，但不可能高过10块，否则买主不愿意买；也不会低过5块，因为卖主不愿意卖。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应用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道理给忘了。我们总是觉得买的人如果觉得占了便宜，那就一定是国家吃亏了。但实际上，交易本身就是个创造价值的过程，不能说一个人花一百万买了一个企业，过三个月用二百万的价格给卖了，国家就吃亏了——我说不一定。”

萧宸觉得他讲得已经很清楚明白了，但他看了一下诸位常委的神色就知道，很多人根本没理解，只有胡志林副书记倒是好像有些若有所思，王文华书记一脸微笑，不知道他是想通了还是故作高深。

萧宸只好解释：“我们来看这个公式：假如出售100%股权的话，它的价格就是改制之前企业的价格+（改制之后企业的价格-改制之前企业的价格）/2。我们推导一下，如果企业改制前值1000万，出售给经理人30%的股份可以升值为2000万，那么经理人应该出多少钱？-100万。你想，改制增加了1000万，1000万应该由买者和卖者平分，所以交易价格是1500万，也就是说，买者应该付出500万，同时他在增值后的2000万中占有30%的权益，应该得到600万，所以他的实际付出应该是-100万。因此，在购买部分股权的情况下，如果买者不出钱，卖者倒贴钱，并不意味着卖着吃亏了。山西票号的东家在一、二百年前，就能把60%的分红权让给那些掌柜，其道理就在于此。”

这个解释说出来，大家再次恍然大悟了一番，一个个都露出“哦，原来是这样”的表情。

萧宸心里有些无奈，跟这么一群经济外行解释经济政策还真是吃力，但却由不得他不解释，毕竟这样一个政策下去，它只能是一个集体决议，萧宸不可能自己打包票去干。